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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悟转载: 中国有希望系列-1a

体制内有一位曾经担任过赵紫阳智囊人物的学者吴稼祥曾以这样评价习近平
——“菩萨心肠,霹雳手段,如来智慧”。这是不是奉承呢? 从目前看来并不夸张,而且网上传出的美国政府智囊团、以及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均对习近平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带领中国改革成功最合适的人物。

军委主席就战争问题对军委领导干部的讲话(201X年X月XX日)

各位:晚上好!

今天就战争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与各位交换意见。在座的,都是军旅出身,
有的还有著丰富的战争经验。我不是。 就军事问题、战争问题,你们是老师,我是学生。但作为军委主席,是不能不考虑战争问题的。 当然,我更多的,是考虑战争问题中的战略问题、政治问题,价值观问题,而不是战役指挥问题。 我很贊同毛主席的一句话:“言必及义”。战争问题中的义,还不仅是战略问题,更要涉及到世界大国政治、人道主义、人类文明走向。言不及义的政治家,不是政治家。言不及义的军事家,也不是真正的军事家。 今天,我想就战争问题中的义,跟大家作一个意见交换。(下面这句话了不起!) 必须声明,我所讲的,除了历史上已有定论外,都不是结论,只是提出问题,
以期引起大家的思考。我坚决反对凡一把手讲话就是结论的做法


我今天与大家交换的意见主要有五个问题:

一、我们党与20世纪的几场战争;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太平洋战争对中国的特殊意义;
三、澄清对美国的认识;处理好中美关系是对外战略的支橕点;
四、今天现代国家武装力量的根本使命;
五、现代战争与人类现代文明。

第一个问题:我们党与20世纪的几场战争。这既是历史的回顾,也是一种总结;总结中有肯定、也应该有反思。可以说 ,我们党基本上就是一路伴随著战争成长壮大、赢得战争、夺取政权、守卫疆土的。从1924年到1949年,我们党参加了三次国内战争、抗日战争。第一次国内战争,也叫北伐战争(1924年到1927年),我们是配角,国民党是主角。抗日战争(1937年到1945年),我们党还是唱配角。国民党还是主角,这一点应该承认。第二次(1927年到1937年)、第三次(1945年到1949年)国内战争,国共两党唱对手戏,而且战争主动权逐渐从国民党手中转移到共产党手中,直到我们取得彻底胜利。但是1949年后,战争并没有远离我们。新中国建立刚8个月,朝鲜战争爆发,随后我们先后派出了数百万志愿军,在朝鲜跟联合国军打了三年。朝鲜战争刚停战,我们又悄悄地参加了越南战争,虽然没有调用大量的兵力,但付出的物资、装备、技术却是巨大的。累计到1975年,投入到越南战争的物资总量,比投入到朝鲜战争的多得多。

这期间,1962年,我们跟印度又打了起来。规模不大,但影响不小。此后,1969年,我们在北部边境跟苏联打了几场小规模的战斗;1979年至1989年,在南部边境跟越南打了一场规模较大、耗时10年的战争。事实上,我们跟国民党的内战并没有结束。至少在毛泽东时代,内战还延续著。金门炮战,就是证明。如此看来,1989年之前的60多年里,我们党几乎始终都处在战争的氛围中。这些大大小小的战争,大体可以分成两类:国内战争和国际战争。国内战争比较单纯,就是国共内战。国际战争比较复杂,有基于共产主义国际义务的“抗美援朝”战争,援越战争,有基于边界领土争议的中印战争,也有基于……毛泽东说过,战争好比一所学校,好比一座熔炉。战争让我们党学到了许多东西,锤炼了我们党的肌体,锻炼了我们党的意志。世界上几十个共产党,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共产党,像我们党那样有著无比强壮的体魄和无比坚强的意志。这是战争带给我们党的一笔最为宝贵的财富。战争也使我们党拥有了在常规陆战方面的最为娴熟、无与伦比的战役指挥能力。一位以色列的军事专家得出结论,我们的战役指挥能力仅次于二战时的德国,排名世界第二。虽不足为训,但我认为还是靠谱的。我们党在国共内战时期,几乎是同时酝酿、组织、指挥了辽渖、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主力150万之众,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是为数不多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战争尤其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战争,也带给我们党的一些负面影响。我们党的最宝贵精神财富即毛泽东著作,几乎全部是有关战争的。这不免给我们党带来一定局限性。我们党似乎更习惯于战争的环境,而不适应和平的环境。事实上,我们冷静地看一看,从1950年到1979年,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我们打了六、七场大大小小的战争,这在二战后相对和平的环境里,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政权来说,是不是有点过于频繁了?过于频繁的战争,消耗了我们国家宝贵的资源,更严重的是,这些战争让我们党,背上了沈重的精神包袱,并导致国家体制的失衡、给民众利益造成巨大损失。

战争的负面影响我归纳了几点:

第一、滋长了我们党绝对正义的思维习惯。我们党最大的成功,就是在二战之后的国内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蒋介石国民党败逃台湾,而大陆则由我们党完全、彻底掌控。这一结果,当然可以证明我们党佔据著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正义制高点,但如果将其绝对化,就有可能成为我们党的包袱,事实上,我们党在建国后二、三十年里的一些折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背上了这个包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党还没有摆脱成王败寇、这一陈旧历史观的束缚。在人类普遍觉醒的20世纪,坚持正义的一方,最终能够在战争中获胜,这可以说是定律;但是,逆定理却是不存在的。别说短暂的胜利——如纳粹德国1940年在欧洲大陆的胜利、军国主义日本1941至1942年在太平洋的胜利,根本不能证明正义在他们一边,即使获得了持久胜利的一方,如美、英、苏、中(国民党统治)等国家,也不能证明,他们就能持久地代表正义。国民党在二战期间代表了正义,但战后不到四年,即走向了反面,最后被代表正义的共产党打垮。苏联这个庞大的“红色帝国”,战后虽然还辉煌了40年,但也最终走向了反面,最终导致彻底崩溃。我们党在国内战争中,虽然代表了正义的一方,但在取得了战争胜利后,如果不能坚持原先的政治理念,而总认为正义一方做任何事、无论怎么做,都能体现正义的话,那么也是要走向反面的。毛泽东的历史教训,对我们党来说,是极其深刻的,我们不能忘记。

第二、自觉不自觉地夸大了我们党的危机感。在二战后的很长一个时期里,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危机感过重,机遇感全无。我们党在改革时期,对世界局势的一个重要判断,就是“和平、发展是主题”。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将发展经济作为全党的工作中心。这是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党作出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贡献。但是,世界和平发展的局势,是上世纪70年代末期才出现的吗?显然不是。当我们摈弃了陈腐观念回过头去看,便很容易发现,其实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就已经出现了和平发展的大格局。即使在的冷战的情况下,和平发展的机遇,还是存在的。亚洲所谓的“日本复甦”和“四小龙”,不就是在冷战期间产生的吗?也就在别的国家趁“恐怖和平”(大量核武器对峙下的和平)的机会大力发展经济的时候,我们却是在危机重重的感觉下过日子。我们选择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说明了我们对来自外部的危机感十分强烈。所谓“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也是这种危机感的一种表达。战争是战争,革命又何尝不是战争?我们总认为如果没有原子弹、氢弹、导弹,就无法获得国家安全。我们党的注意力几乎全在战争上,哪还有“和平发展”的影子?而且,我们当时认为,大的危机还是来自外部。具体地讲就是来自美、苏。一般来说,一个执政党有危机感并不是坏事,但问题在于,如果是因为自己局限于以往的经验和感受、缺乏对世界大势的正确判断能力、发生认识上的偏差而形成的过重危机感,就会对我们党的事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损失是难以弥补的。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危机感过重,错失发展机遇,我们党在执政的前30年,发展状况是很不理想的。

第三、国家体制的军事优先特徵过强,产业布局违背经济发展规律,造成资源利用的巨大浪费。在毛泽东时代,确实发生过民生优先,还是军备优先的争论和矛盾。早在1953年,就发生了梁漱溟跟毛泽东之间所谓“小仁政”、“大仁政”的争论,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关于顾及农民利益的诉求,不过是“小仁政”,而“反帝才是大仁政”。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困难,根本的原因,也是为发展军备服务的重工业和为民生服务的农轻产业发展比例失调。经济部门几乎就是中央军委的总后勤部。到了“文革”期间,国家的基本职能,几乎就剩下了“继续革命”和“备战、备荒、为人民”,备战是首当其冲的。可有限的资源用于备战之后,备荒、为人民也就只能被挤到一边去了。到了毛泽东去世时,国家的经济运行,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一判断基本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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